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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五险一金新政策 公积金将迎来改革?(2)

  二、服务贸易领域开放的红利

  记者:改革与开放从来都是相伴而生,40余年前的开放带动了中国的改革,同时40余年的改革也推动了开放。服务贸易的开放是衡量开放度的晴雨表。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,您认为我们的服务贸易领域开放还有哪些空间和潜力?

  黄奇帆: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从1979年的2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4.62万亿美元,顺差3518亿美元,成就斐然。但是我们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未充分发挥潜力,目前一般是一年75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,逆差3000亿美元。首先,服务贸易每100亿营业额,有70%左右能形成增加值;货物贸易100亿营业额,只有25%左右能形成增加值。我们服务贸易加货物贸易一共是5万亿美元,总的顺差只有500亿美元。但是用增加值来算的话,我们还是亏的。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加起来一共7000亿美元。我们就占了3000亿约40%,逆差过大。其次,我们现在做的20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出口,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,缺少资本密集、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密集的品种。再次,中国的货物贸易运行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服务贸易业务,比如保险、清算结算、物流,大部分被境外企业做了。因为缺少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,使得这一块一直做不大。

  党的十八大以来,党中央国务院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,就是要以自贸试验区推动贸易自由、投资自由、资金流动自由、物流仓储自由、人员就业流动自由、数据流动自由等六个方面的自由。服务贸易有几十个大类,两千多个小品种,这些都跟这“六个自由”有关。自贸试验区的一大使命就是要为中国解决服务贸易的瓶颈、短板创造条件,这将给中国的服务贸易带来发展的春天。10年、15年以后,相信中国的服务贸易可能从现在的7500亿美元翻一番,就是1.5万亿美元,翻一番半就是2万多亿美元。到那时候逆差就不是扩大一倍而是缩小一半,也许就一两千亿美元,折合人民币就是1.5万亿人民币,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万亿人民币的增加值。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,今后十年真正的动力红利、体现高质量高效益要求的内容,就在服务贸易。

  三、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红利

  记者: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,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。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过程,也是城市化不断加快的过程。城市化进程中,农民工问题是瓶颈,首要问题是户籍问题。您是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大力倡导者,请您谈谈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。

  黄奇帆: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改革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,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。十八大以来,中央提出到“十三五”末要实现2亿农民工就地落户城区,其中有1亿在沿海城市落户,1亿在内陆城市落户。去年12月,中办国办联合印发《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,提出“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,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。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,精简积分项目,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”。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、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措施,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新的人口红利。

  目前中国还有近3亿农民工,由于不能落户城区,使得这3亿农民工的“工作寿命”减少一半。与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不同,农民工一般干到45岁左右,随着年龄增大,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聘用他了。他本来可以干到60岁,现在只到45岁,少了15年,少了15年就等于就业工龄少1/3。同时,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,一年12个月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,这两个月回家相当于一年的1/6。1/3+1/6=1/2,理论上农民工的“工作寿命”因为是农民工状态而不是城镇户籍状态,大体减少一半。换言之就是3亿人减少一半。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、人权的问题、对农民关爱的问题,同样也是生产力问题,是人口红利的问题。

  因此,从这个角度看,谁把农民工的城市化户籍制度做好,谁就是赢得未来10年、15年主动发力的城市。哪怕你这个城市现在有1500万人,如果里边有900万农民工,你不做好这件事,让农民工今后10年不能落户,可能10年以后就有500万人被别的地区吸收了。15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的常住人口可能就变成八九百万,变成第二等级的城市。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,党中央已经提出这个问题,我们要着力落实。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重大红利的措施,各地应该把它当作重大措施狠狠抓一下。

  四、降低运输成本的红利

  记者:据了解,我们国家的物流成本是全球最高的,这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。如何降低物流成本,把浪费变为红利?

  黄奇帆:中国货物运输总量占GDP的比重是15%。美国、欧洲都在7%,日本只有百分之五点几。我们占15%,比其他国家额外多了几万亿的运输成本。中国交通运输的物流成本高,除了基础设施很大一部分是新建投资、折旧成本较高以外,相当大的部分是管理体制造成的。由于我们的管理、软件、系统协调性、无缝对接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,造成了各种物流成本过高。

  举个例子。2018年我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13.1万公里。这些铁路花掉近10万亿的资金,却只运输了中国全部货物的6%。其余的94%,汽车大体上运了84%~85%,飞机、轮船、管道运输也运一些。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?因为把货物转到火车上很麻烦,大家就把东西装上汽车,上千公里开出去,算一笔账,汽车运输成本是火车的3倍。过去几十年各地开发区公共设施“七通一平”中,很少铁路通。事实上,只要一个企业有几十亿产值,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。现在几百亿的企业货物运输,全靠卡车拉,这些都是不经济的。美国的铁路是100多年前建的,现在的货物运输量有20%是铁路运的,这就是资源优化配置,就是物流成本的集约节约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们有很多浪费。建议各个地方、各个行业如果都把这方面问题梳理一下,衔接一下,就可以起到有效降成本的作用。哪怕降不到7%的GDP占比,能够在现有基础上下降3%~4%的占比,就省了3万亿~4万亿。

  五、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的红利

  记者:党中央、国务院出台的《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》提出稳慎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,并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、资格权、使用权“三权分置”,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,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,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。您认为应如何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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